《万岁通天帖》岳珂提到最初王方庆呈献给武则天的家族墨宝一共有十卷，包含王导以下王氏家族一共二十八个人的墨迹。岳珂也特别详细纪录在宋代就已经佚失的部分，其中包括有十一代祖王导，十代祖王洽，九代祖王珣，八代祖王昙首，七代祖王僧绰，六代祖王仲宝，五代祖王骞，以及王方庆的高祖王规，曾祖王褒，一共九代九个人的作品。
从岳珂的跋文来看，《万岁通天帖》的价值不只在其中有赫赫有名的王羲之、王献之的墨宝，更值得重视的应该是《万岁通天帖》完整呈现了王氏家族从东晋通过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隋，一直到入唐将近三、四百年间书法风格的演变。
(资料图)
东晋至隋唐统一，经历三百多年南北朝分裂。南北朝不只是“五胡乱华”，数百年间，烽烟四起，人命如草，生灵涂炭，正是流离颠沛的年代。在那一时期，朝代兴亡，野心政客彼此争斗，政权迭起，时间都不长久。而王世一族，人才辈出，可以在如此长的数百年间传承书法，没有中断，或许是阅读《万岁通天帖》时特别应该注意的问题。
在那样的年代，一个家族担负起了稳定南方的责任，从王导辅佐东晋王室建国，到下一代，下下一代，在偏安的岁月，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，可以吟诵诗书，可以走在云淡风轻的山水中，可以与亲友倘佯周旋，可以书信往返，可以写出优雅安静的心事，可以相信文化的力量更大过于政权，可以通过一次一次朝代兴亡，相信有更长久的东西，因此传承着没有中断的文化理想，传承着生命价值笃定的信念，传承着美，传承着生命之爱。
阅读已经残缺不全的《万岁通天帖》，或许可以对一部颠沛流离的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有更深刻的领悟。
《廿九帖》 东晋 王献之
辽宁博物馆藏
《万岁通天帖》里有王献之的《廿九帖》，——“ 廿九日，献之白。昨遂不奉别，怅恨。深体中复，何如。弟甚顿，匆匆，不具。献之再拜。 ”
王献之的书法历来就被常拿来与他的父亲王羲之比较，做为一代书圣的下一代，在书法上的表现，一方面不能不受父亲影响，另一方面，又必须从前人阴影中走出，创立自我风格，大创作者的第二代因此都有不足为外人道的辛苦。
《万岁通天帖》里有王羲之五子王徽之的《新月帖》，书体与王羲之非常接近，在书法史上，王徽之也不被认为是有独创风格的大书法家。
其实以《廿九帖》来观察，王献之的书风也还没有完全摆脱父亲影响，安静平和，笔势平稳内敛，不像书法史上说的那样飞扬。
魏晋人喜欢品评人物高下，在《世说新语》“品藻”一章有极好的记载——谢安问王献之：你的书法跟父亲比，哪个好？王献之回答：“固当不同。”谢安继续逼问：外人好像不这样看。王献之说：“外人哪得知！”
王献之的回答完全合于现代美学艺术创作的自我完成。本来父子创作，个人有个人的风格，也难以比高下。王献之不愿意比较自己与父亲书法的优劣，只是说：“ 不同 ”，但是当谢安用舆论逼问，抬出“外人”来贬抑王献之时，王献之就不客气地回答：“外人哪得知！”王献之对自己的创作充满自信，认为艺术创作到了高深处，“外行人”哪里能懂。也藉此把谢安这一类政治人物的粗暴主观一句话顶了回去。像谢安一样习惯用第一名第二名的排序来看艺术创作的人当然不少，唐太宗也是其中之一，他们习惯了政治圈的争强斗胜，习惯用非赢即输来看待人生，在美学宽容的领域往往就捉襟见肘，少了坦荡自在，也少了宽阔豁达。
《鸭头丸帖》 东晋 王献之
上海博物馆藏
王羲之古典、静穆、收敛，以楷行为主，从容潇酒；王献之的《鸭头丸帖》、《新妇地黄汤帖》，米芾临的《中秋帖》都看到他完全不同于父亲的风格，笔势变化更多，线条流走速度更快，以行书走向狂草，更多书写上的自由，创立书法史上的“一笔书”，打破独立的字的结体，更重视字与字之间气的流动贯通，王献之的创新性，同时代的谢安不了解，三百年后的唐太宗也不了解。
唐太宗极力赞扬王羲之，贬抑王献之，并没有一定的道理，他全力搜求王羲之作品，好像是看重美，却流传出“萧翼赚兰亭”这样以诈骗手段霸占“兰亭”的可笑故事，爱美，结果演变成贪婪，其实可悲。
手上有权力，权力却常常正是执着偏见的开始，也使唐太宗无法同时看到王羲之、王献之的“不同”，“不同”正是美学可贵之处，“美”其实不是辩论，勿宁更是一种领悟，一种陶醉，一种欢喜与赞叹。
王献之被唐太宗贬抑，影响初唐一代书法界对献之书的态度，一直到盛中唐，狂草的出现明显祖述王献之书风，走向更个人表现，更浪漫、更自由挥洒、更恣肆狂放的书风，王献之的美学风格也在长期被忽略之后，在北宋得到了米芾这一真正的知音。
书法史上常常说王羲之“内擫”，王献之“外拓”，很精简的两个美学词汇，但说得真好。“内撒”是向内收敛，以含蓄为美；“外拓”是向外开展，以奔放为美，两种风格，并无优劣，的确只是“不同”。
